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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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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沿革

  基督教女青年会( 简称“女青年会”),英文名称是“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WCA”),在我国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是一个具有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百余年来,基督教女青年会历经中国社会变迁,扎根于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之中,敏锐地注意到处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妇女的利益和需求,为她们提供切实的服务,并激发她们的社会责任感,鼓励她们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基督教女青年会起源于英美,1855年,金纳德夫人在伦敦创立了女青年会,不久就传到德国、美国等地。1894年,世界女青年会在英国成立,会址于1930年迁至日内瓦。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是由美国传入的。1890年,在杭州弘道女中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899年,当时的青年会在上海开会时指定了一个有中西妇女各半组成的中华女青年会协会筹委会。同年,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负责对外联络及事工拓展。


  1903年,世界女青年会派美籍贝宁格(M.Berninger)女士到上海,在靶子路(今武进路)设立女青年会协会的事务所,成为第一位美籍女青年会干事。1905年及1906年世界女青年会先后派出潘达克(A.E.Paddock)和顾恩慈(Grace Coppock)两位女士来上海,分别担任女青年会协会及上海女青年会的总干事。1913年顾恩慈第二次来华改任协会总干事。


  1923年10月5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诞生,会址设在上海,决定聘请中国妇女为总干事,丁淑静女士被推为全国协会首任总干事。

二、 组织机构

  女青年会的组织机构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不同。解放前的组织结构包括了下列四个层次。

1.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The National Convention)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中国女青年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各地的城市青年会、乡村青年会及学校青年会的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能在于保持女青年会运动整体的正确方向。女青年会会员大会每五年一届,但由于战乱及其它原因,历史上共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分别为1923年、1928年和1933年。


2. 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中,选举40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代表组成了全国委员会。为了保持团体的基督教性质,全国委员会中,必须保证2/3以上的委员为基督教徒。全国委员会必须每年召开一次,负责履行全国大会通过的大政方针,并指导女青年会协会的工作。


3. 全国协会执委会(The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在40个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由15个居住在上海的委员组成了全国协会执委会。执委会下设各工作委员会,由女青年会的专职干事与义工共同组成,包括市会委员会、农村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等等。执委会的职能在于履行每年由全国委员会制定的方针、政策;审批由各工作委员会提交的工作建议;并负责与其他团体及国外女青年会的联络。


4. 干事部(National Staff)


  协会的干事部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领域划分,包括市会部、乡村部、学生部、少女部、劳工部等。第二部分为协会的事工部,包括成人活动干事,群众教育干事,宗教教育干事、国际教育干事等;第三部分为其它一些职能部门,如办公室、人事部、财务部、出版部等。干事部成员一般包括一名总干事、若干执行干事及干事。她们由执委会聘任,每位干事必须认同女青年会运动的宗旨与价值观。

  目前,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常设机构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执委会和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部,干事部包括项目培训部、国际交流部、社会工作部、信息出版部、人事部、财务部等。

三、 会训及宗旨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训是:“尔识真理,真理释尔”。来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32节,意思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积极参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作贡献”。


  基于会训及宗旨,女青年会有以下一些工作原则:(1)按照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2)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特别重视男女平等的观念;(3)着重与社会上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密切联系,共同合作。


  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徽为蓝色的等边三角形加一横条,三边代表德、智、体,中间一横代表群。德——表示爱人如己的精神,智——表示要不断增长知识,体——表示要有健康的身体,群——表示团结合作、群策群力的精神。


  基督教女青年会虽然是一宗教性质的团体,但她的服务对象并不限于基督教徒,非基督徒也同样能参加一切活动,也都能参加为会员,同样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基督教女青年会是团结各界妇女,共同携手前进的。

四、 会务活动

1. 市会工作
  历史上由于协会是各地女青年会的总会,因此义不容辞地为各地市会提供各类型的服务,包括向地方女青年会提出项目建议;为地方女青年会新的或特别的工作领域提供顾问;派员至地方协助解决当地问题;新干事培训;以及在地方女青年会的要求下训练及推荐一些干事人选等。通过市会工作,使全国协会与各地的女青年会保持经常性的稳固的联系。


  目前,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对各地市会仍然发挥“指导、协调、统一、联络”的职能。


2. 校会工作
  历史上的女青年会校会工作分学生部和少女部,主要指导当时教会学校的学生青年工作。在上海主要有沪江大学、圣马利女中、裨文女中、清心女中等。少女部的主要对象是初中和一部分高中女学生,主要组织形式为“华光团”。 学生部主要对象为高中和大学,主要组织形式为学校女青年会。学校女青年会完全是学校自己的组织。华光团与学校女青年会主要功能是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组织的活动包括唱歌、跳舞,组织校际活动等。两者相比,华光团文娱活动较多,学生女青年会则除了文娱活动外,还包括了许多社会工作及宗教活动。


3. 劳工工作
  女青年会的劳工工作是因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状况而生,当时上海产业工人剧增,并大量雇佣女工、童工,其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极其恶劣。女青年会的劳工工作与当时的青年会的劳工工作相比,青年会的劳工工作更侧重福利工作,如其在浦东所办的工人宿舍;女青年会的劳工工作则侧重教育工作,如女工夜校。女青年会全国协会除了指导全国其它各地的劳工工作外,还在上海直接参与女工夜校的创办。


4. 乡村工作
  女青年会自1927年开始涉足乡村工作领域,1933年第三次全国女青年会代表大会时开始有农村的代表参加。协会乡村工作部的主要职能为指导外地乡村工作,同时也在上海直接办乡村服务点。其主要工作内容有:


● 办平民教育班,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如基础识字班;
●  宣传工作,包括宣传卫生常识、科学常识,推广改良种子等;
● 文娱活动,主要在春节、圣诞等节日中进行;
● 分发救济品,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当时美国的许多军用物资成为剩余物资,女青年会适时地利用其开展了一些农村救济工作;
● “小本贷款”,主要是帮忙没有本钱的农民买种子,帮助提供担保等。


5. 出版编辑
  女青年会于1916年创办了《女青年》月刊,又名《绿色年华》,初步显示了其编辑与出版工作的实力。到1931年,又出版学生杂志《微音》,并出版了各种各样反映社会、经济、宗教、国际主题,以及与女青年会工作息息相关的妇女、儿童问题等各方面的图书。书刊杂志的出版配合了当时女青年会的其它方面事工活动,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在抗战时期也成了女青年会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6. 国际交流
  作为世界女青年会运动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女青年会保持了与世界各国女青年会的频繁往来,甚至在战时。女青年会还参加了当时其它的许多国际性会议及活动,如“教会的工作与生活研讨会”(1937年,英国牛津),“国际妇女大会”(1938年,悉尼),“国际传教士联盟会议”(1938年,印度),“洲际妇女领袖和平大会”(1939年,华盛顿),“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议”(1939年,荷兰)等。此外,还有学生代表及劳工工作代表参加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及世界劳工会议等等。


  在1950年前,由于当时女青年会还是世界女青年会的团体会员,因此与日内瓦的世界女青年会也保持频繁的工作联系。1934年,当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丁淑静当选世界女青年会八个副主席之一;1939年协会会长黄秀芬当选。


  目前,我国女青年会虽然不是世界女青年会的团体会员,没有工作上的正式关系,但中国女青年会仍然与世界上许多女青年会及其它团体保持着友好的交往与联系。


7. 宗教事务
  女青年会本身不传教,但与教会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会与社会间起到一种桥梁作用。历史上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曾是基督教协进会的团体会员,并在两个层次上参与教会方面的工作:女青年会协会总干事参加教会的执委会工作;协会的执委及干事参加协进会下属的工作委员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曾有过宗教部,后取消。其宗教方面事工主要以精神的形式融汇于教育、出版等其它各项工作中。

五、发展历程

1. 早期发展
(1) 非基督教运动前,重个人修养时期
  在女青年会的发展初期,工作对象集中于学生和部分受过教育的妇女,当时称为“上层阶级”。形式以组织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为主。


  在1906年时,全国已有市会3处,校会30余处,并被接纳为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员。


  从1907年起开始有学生夏令会的活动,最初名为“学生联修会”,凡设有学校女青年会的各校,都可派代表参加,选风景优美之处,青年们聚在一起,听演讲、讨论、集体游戏、远足等,使青年得以修身养性。


  1908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是全国第一个市会。1916年上海女青年会体育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女子体育训练学校。在1921年6月于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女青年会体育部征集了上海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并表演群众活动和集体游戏。


  从1920年起,女青年会还为单身妇女开办寄宿所,使一些职业妇女有一个舒适安全的住处,得以安心工作。


  到1920年全国已有市会12处,校会89处,交费委员总数6414人。


  1923年10月5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杭州聚英旅馆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有12个市会、84处校会及未成立分会的8大城市代表参加,大会决议:①请禁种禁卖鸦片;②提倡平民教育;③举行天足运动(即放小脚,编者注);④解决社会劳动问题;⑤每年举行家庭改良运动大会。


  这样,在第一个女青年会创办后的33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诞生,不仅代表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成立,也代表了中国女青年会运动的联合,为女青年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


  这期间,女青年会也注重开展和世界其他女青年会的交往。1924年4、5月间,美国举行美国女青年会大会和世界女青年会委员会,女青年会委派全国协会第一任总干事丁淑静与上海女青年会的江和贞赴美参加。11月,国际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于挪威举行第三次会议,因我国没有大学毕业女生同盟会,遂派女青年会的杨锡珍女士以非正式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大会。


(2) 非基督教运动后,重社会问题时期
  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爱国运动,女青年会尽管在运动的初期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是,自从运动注意了统战,团结了宗教团体、学校内的爱国人士后,对女青年会的促进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女青年会的工作与男青年会一样,从以前的偏重个人修养到注重个人信仰与修养和关心社会问题并重。


  1928年,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重申了女青年会的运动性质,认为对当时层出不穷的妇女及社会问题进行回应是女青年会不应当推卸的社会责任,并将农村妇女及劳工妇女确定为女青年会的两大主体而非仅仅是服务对象。这一过程发展到1933年,当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大会通过了 “建设一个新社会”的主题。在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下,使女青年会运动沿着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而继续蓬勃发展。


  女青年会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回应,经历了一个从依靠舆论、寄希望立法到发展教育、开展社会改良的过程。以劳工问题为例:


  1921年女青年会就恢复了劳工工作,以提倡社会舆论为主,希望引起社会上层对女工的同情,争取改善女工状况。10月,全国协会还委派书报部干事程婉珍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女子劳动大会和国际劳动大会。


  1923年的6月,在女青年会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童工委员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劳工部干事韩励生和程婉珍都是委员,她们希望借助工部局的力量,通过保护童工的提案。她们采用演讲和在《女青年会报》、《字林西报》发表文章等向中外人士及工部界宣传童工委员会保护童工的提案。但提案始终未能在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通过。事实证明,依靠女青年会用舆论促使制订保护女工、童工的立法是行不通的。


  1928年,在女青年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劳工事业做出决议:“由教育入手,使劳动界渐进于有系统、有目的的正当的劳工运动,注意训练指导这种运动的领袖人才,协助雇主与政府努力谋求现有劳动界生活的改良。”劳工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以工人教育为主。


  这期间的劳工工作以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与上海女青年会共同举办的女工夜校最为典型,至1934年,全市共有六所女工夜校。协会对各地女青年会劳工工作的指导,也一向以上海女工夜校为典型,进行调查研究和示范。女工夜校对女工同学的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建国后,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妇女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这一期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开拓了农村社区服务点,即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乡村部推动了上海宝山县大场乡村服务区,直到后来被战争破坏。


  此间,女青年会协会在董事及干事的合作下,于1932年建立了永久性会所,位于上海圆明园路133号。它为当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36年12月,协会首任总干事丁淑静去世,又使协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运动领袖。刚从美国回来的蔡葵继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代总干事,并于1939年1月19日正式聘为总干事。


  (3)参加基督教学生运动
  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发展的同时,基督教学生运动也在中国青年中发展。女青年会与男青年会一起,都是当时基督教学生运动的主体力量,他们与当时的基督教学运全国学生执行委员会共同组成了基督教学运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男、女青年会在上海召开学生事业委员会,明确开展基督教学生运动。学校青年会既是青年会的一部分,又是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基层单位。


  1933年8月,基督教学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沪江大学举行学生团契大会,并成立了学运临时总会。1936年8月临时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学生大会,正式形成了“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在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女青年会作为基督教女青年学生的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39年成立的全国基督教学联协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施葆真与男青年会的江文汉、丁光训等,都是该协会的执行委员。


  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后期发展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到来,逐步汇入了一般的学生运动洪流中,包括在昆明惨案、下关惨案及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都有基督徒男女学生参加,但都不是以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团体名义参加。

2. 抗战时期的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从1931年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及各地女青年会都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她们采取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并开展了战地服务、军属服务、难民救济、学生救济等切实的抗战工作。


(1) 抗日救国的声明与呼声
  如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vnsr威尼斯城和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就行动起来投入支持19路军抗击日寇的运动,并于1932年2月19日发表宣言《为上海事件告全国基督教同学书》。


  1933年上海成立妇女界救国会时,上海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参加了主席团,女青年会的会员及女工夜校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成立大会。


  1937年8月~1938年8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施葆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期间,她到美国各地演讲,宣传抗日,被美国远东救济委员会选为委员。


  1938年12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邓裕志去美国任交换干事期间,曾向美国社会工作者全国大会报告了我国的社会工作及抗日战争情况;1939年1~6月向美国三十多个城镇、农村、学校女青年会组织的群众,报告我国抗日战争情况和中国女青年会的战时工作,表示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2) 战地服务
  如1937年“8•13”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战场上,女工夜校响应何香凝女士领导的救国会号召,组织了第一批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都是随军行动,开展救死扶伤和宣传抗日救亡等群众工作。后来汉口的女青年会也组织了战地服务团。


(3) 学生救济
  抗战时期,男女青年会的学生部合作做了大量的学生救济工作,经济来源主要是通过美国男女青年会向美国学生募捐所得。


  1937年9月,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男女青年会成为该委员会的两个执行成员。学生部的干事同时作为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的干事,参加了大量的救济需求调查。救济工作刚开始主要是食物、旅费补贴,后来发展到医疗服务、“国际奖学金”及发展工作项目鼓励学生自助等。


  除美国女青年会外,抗战期间中国女青年会也得到其他国家女青年会的支持,如1937年菲律宾女青年会为了支援我国的抗日战争,送来了一批预防破伤风的药品。


  抗战期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于1937年底在汉口成立办事处,负责推动各地女青年会的战时工作。1941年2月~6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由上海迁往内地。到1945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作为全国群众运动的一部分,返迁上海。

3. 解放战争期间及建国后
(1) 解放前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
  抗日战争的结束,使全国暂时有了一个较和平的时期,女青年会满怀希望地投入战后重建工作。


  1946年7月,战后第一次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大学召开,共有63名代表参加,代表了14个地方女青年会。大会充满了热情和激动,大家回顾了过去的经验,展望着战后的工作计划,准备着迎接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会上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等国的女青年会代表。


  1946-1947,由女青年会和青年会全国协会共同举办了一年期新干事培训班,希望从此使各项事工得以重新开拓。


  1947年开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开始在上海宝山县刘行开设乡村服务区。


  然而,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内战阴谋,和平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历史的选择面前,男女青年会的爱国者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积极投入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1946年,当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到上海时,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先后有多名代表去见他,表示蒋打内战,全国人民是不赞成的,坚决要求美国政府也按照美国人民的意愿不支持蒋打内战。


  1947年5月31日,在“五•二Ο”惨案发生后,女青年会就女学生韩格兰被捕之事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1947年冬,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举国上下都非常愤慨。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同仁激于义愤,写信通过美国女青年会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办犯罪的美军。


  在当时的国统区,男女青年会中的爱国者还利用了男女青年会的特殊身份及美蒋间的一些矛盾,为当时的许多地下党革命活动提供了掩护,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3月24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女青年会是三大初创会员单位之一。5月4日,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女青年会与青年会一道,是四个初创会员单位之一。


(2)“三自”爱国运动中
  在1950年开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以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为代表的女青年会姐妹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运动,成为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


  如邓裕志在1954年基督教全国会议举行的前夕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确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它还不够广泛深入,特别是在主内姊妹中,展开得还很不够。妇女在教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希望全国的姊妹同道们踊跃参加三自革新运动,使主的教会也能因着妇女的共同努力发出光辉,荣耀主的圣名。”


  在协会的号召下,各地女青年会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工作与活动来切实地促进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如1955年8月1日至5日,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与上海青年会、女青年会联合举办了夏令会,有来自48堂会的50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内容除了开幕崇拜、培灵、查经、小组座谈会外,还安排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讲座、问题解答及圣诗、圣画、圣剧的介绍。青年们通过夏令会觉得在灵性上、思想上与对三自爱国运动的认识上都有了长进。


(3)五十年代的发展


  解放后,男女青年会经历过一段是否需要继续办下去的思考,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三自”原则及党的统战政策的贯彻与指引下,新生后的女青年会不仅继续办了下去,并且在50年代有过生机盎然的时候。


  1950年初,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召开全国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国妇联章蕴莅会讲话,会议根据全国妇联对妇女团体分工的意见,确定基督教女青年会今后的工作对象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中、上层家庭妇女和基督教妇女。


  1955年5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妇联领导下召开了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女青年会的方针任务是:“一方面继续积极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一方面在中上层家庭知识妇女、基督教妇女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热爱祖国的觉悟,使她们能直接间接地为祖国服务,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鼓励她们展开一些有益于妇女群众的社会服务事业。”


  当时的女青年会还积极地投入宣传新中国,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如1950年秋,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被女青年会世界协会邀请,在印度召开的东南亚女青年会领袖训练会担任讲员,介绍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新形势和中国女青年会的工作,使很多朋友消除了对新中国的许多误解。


  在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争取世界和平的号召中,女青年会的会员积极地签名声援。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中,女青年会的姊妹也积极地投入,捐钱捐物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时除了宗教青年方面的工作外,女青年会的其它事工,包括教育、体育、文娱等活动也很活跃,各地女青年会举办了妇女识字班、缝纫、会计、打字学习班、托儿所等。通过对家庭妇女的各种文化教育与服务,鼓励她们逐渐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女青年会还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国家的中心工作即扫盲工作,根据自身条件,为社会青年中的文盲、半文盲,特别是街道青年、家庭妇女、劳动妇女、摊贩、三轮车工人以及基督教中的文盲等广泛开展扫盲工作。


  到1953年底,全国已有14个城市女青年会(不包括香港、台北的2个)。


  这一时期,女青年会的对外交往发生了一些变化。1950年冬,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世界女青年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发现世界女青年会存在着了“一中一台”的问题,于是女青年会就断绝了与世界女青年会的关系。至今仍因该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恢复正常关系,但女青年会仍和大多数国家的女青年会继续友好往来。


4. 50年代后期的收缩及“文革”间的停顿
  50年代后期,举国上下都投入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男女青年会和教会一样实行大收缩。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和职工一部分转业,还有一些人退休或参加生产组,会中仅剩下6人,日常工作未能正常开展。


  1959年,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和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青年会和上海女青年会四个单位一道,都迁到上海西藏南路123号的原上海青年会的会所联合办公。


  1966年,“文革”开始,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及各市会的工作全部停顿,破坏严重。

5. 复会以来的工作发展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以落实。1980年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妇联的支持与关怀下,恢复了会务及陆续联系各市会的工作。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10个城市的女青年会也相继恢复,并且得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全国妇联历届领导的直接关心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具体帮助,不仅收回女青年会的会所,而且培养了一批专职工作人员和义工领袖,女青年会的社会服务项目在一部分群众和政府部门中建立了可信度。


  复会后的女青年会针对发展中的中国妇女儿童的实际需要,适时地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活跃组成部分,女青年会尤其关注我国社会转型期妇女的就业问题、妇女在社区的参与及妇女群体素质的教育和提高等问题。各地女青年会举办的对下岗女工的再就业培训、女青年会/青年会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村发展项目等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满足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紧迫需求、缓冲了社会矛盾,并以此影响到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1991年开始,女青年会协会与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在安徽凤阳开展了以老年福利及青少年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服务工作。


  1995年9月,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共同参加了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并在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承办了“妇女、基督教、社会”专题研讨会,赢得中外宾客的赞许和大会主委会的嘉奖。


  有关复会后的其它具体工作内容,可参看本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部分的相应内容。

附件:

 中华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历届会长、总干事名录

会长:朱胡彬夏(朱庭祺夫人)、郑盛组新(郑章成夫人)、孙王国秀(孙瑞璜夫人)、朱许灵毓(朱友渔夫人)、陆朱兰珍(陆梅僧夫人)、凌杨蔼芳(凌宪杨夫人)、黄黄桂葆(黄秀芬夫人)、江贵云、郑怀美、 曹圣洁(执行副会长)

总干事:丁淑静(1923-1936) 蔡葵(1936-1950) 邓裕志(1950-1992)  施如璋(1992—)。
 

(摘自《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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